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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3日，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关于“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发布。通报就这一事件中的诸多疑点问题作出了说明，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失职渎职行为被严肃处理，回应了舆论和社会的关切。

这一事件教训十分深刻，再次暴露出基层治理屡遭诟病的四大顽疾，尤具警示意义。

顽疾一：做足形式、浮在上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屡难禁。

在通报有关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失职渎职行为时，“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一个高频词。

从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到丰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孙寸贤、徐州市妇联副主席高伟，再到丰县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欢口镇镇长邵红振，都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囊括县、镇两级主要领导，可见问题不一般。

针对基层“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这几年中央治理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是屡禁不绝。其突出表现就是，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布置任务，以材料和台账显示“成绩”，形式做得很足，浮在上面作指示、听汇报、看材料，但落实情况如何、实际效果怎样，又是另一回事。

具体到丰县，不管是在县一级，还是在乡镇一级，有关增进群众福祉、提升群众幸福感的会议和文件应该不会少，出台的措施也会有。不能说这些措施都是花架子，但“生育八孩女子”这样的极端事件长期存在也是事实，这不正暴露平时工作中的不严不实吗？

通报指出，丰县县委书记娄海、县长郑春伟、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镇长邵红振都存在“维护群众正当权利和利益不力，在精神障碍患者救治救助、计划生育管理等工作中失职失责”问题。这些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直接后果。

出事的是丰县，其他地方呢？

顽疾二：纪律丢脑后、责任放一边，基层治理陷空转。

通报中，“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也是被通报处理的丰县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的通病。

县委书记娄海“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县长郑春伟也是这样；欢口镇党委书记徐善修“工作严重不负责任”，欢口镇镇长邵红振也是如此；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同样存在“违反工作纪律，工作不负责任”……县、镇、村三级，几乎所有被通报点名的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都存在这一问题。

层层“违反工作纪律”，个个“工作不负责任”，平时看似相安无事，实际上矛盾不断积累、问题不断放大，最终不可收拾。不管是“未认真组织核查事实，批准发布信息不实的情况通报，造成严重不良影响”，还是“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这些失职渎职行为，实际上就是办事程序走走过场，基本规范丢弃一旁，纪律要求不当回事，履职尽责挂在嘴上，基层治理陷空转。

“看似人人经手，其实个个不管”“圈阅一大堆，意见没一条”“个个都是‘二传手’，没有主攻手”……基层治理空转表现形式多样，但说到底，都是对问题视而不见，做事情避重就轻，要么文件转一转，要么空洞表态“按规定办”，其结果往往就是会议有传达、工作有布置、事后有督查，但工作没进展，事情没解决。

“只要有一个环节负责，‘八孩女子’的问题就可能得到制止和纠正。”江苏省徐州市纪委书记李文飙说。“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警示我们，基层治理空转现象不容忽视。

顽疾三：走村不入户、“不见面指挥”，脱离群众酿风险。

通报中，有6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存在“失管失察”问题。

如，丰县县委统战部三级主任科员陈修峰，在担任欢口镇党委组织委员期间，对分管的计划生育工作不负责任，失管失察；丰县欢口镇综治办史瑞红，对管辖范围内存在的虐待行为失管失察……

这些干部都是县乡干部，理应对“生育八孩”这样不同寻常的事情早有了解，对生育这么多孩子的家庭和女子进行实地探访，对虐待行为进行管教和处理，然而最终都“失管失察”了。这暴露出基层干部脱离群众的危险倾向。

乡镇干部是名副其实的基层干部，走村串户当是工作常态。然而，在欢口镇先后任镇长、镇党委书记的徐善修，自称“之前没听到过此事”，任职5年没去过一次董集村，只有一次在村边地头“站过”；欢口镇镇长邵红振虽然到过董集村，但“只进村未入户”。

这种只在“村头站站”的基层干部，其实在很多地方并不鲜见。有的工作岗位在村镇，生活重心在城里；有的坐在办公室里看报表，用电话、微信群遥控，习惯“不见面指挥”……基层干部本该身在一线，成为群众的“身边人”，却似乎在交通愈发便利、联系渠道愈发多元的当下，离群众越来越远了。

基层干部脱离基层，这一新苗头需要特别重视。

顽疾四：乡村自治成了相互包庇，法治落伍、德治缺位，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通报中，镇村一级多名干部还存在违规提供便利、包庇、放任等问题。

如，丰县欢口镇原民政助理于法贞，在担任欢口镇民政助理期间，违规办理婚姻登记、变更结婚证登记时间；丰县欢口镇计生站于秀娟，对严重超生问题隐瞒不报、放任不管；丰县欢口镇李庄村党总支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李劲松，对严重超生和虐待行为放任不管……

这些问题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土熟人社会的特点。乡里乡亲的，抬头不见低头见，拐弯抹角都能扯上关系，于是能行个方便就行个方便，能闭一只眼就闭一只眼。殊不知，这是在为严重的违法行为打掩护、开绿灯。

中央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三治融合”，三方面缺一不可。自治不是搞你好我好的相互包庇，村里的任何规约和行为，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序良俗，坚守道德底线和社会正义。

“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提醒我们，乡村法治意识的提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消除麻木的看客心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健全“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关于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已有政策文件出台，这是一项庞大、繁杂、艰巨的基础工程，难题多、任务重，“政绩”未必明显，费心未必“讨好”，但等不得、拖不起，亟须下定决心办好、下足力气干成。

来源：半月谈责编：郭艳慧校对：秦黛新

小花梅事件时间轴

1977年5月13日

杨某侠即小花梅(户籍登记姓名)出生,云南省福贡县亚谷村人。

1980年

小花梅跟随改嫁的母亲从福贡县匹河乡普洛村到子里甲乡亚谷村生活。

1995年

小花梅嫁到云南省保山市。

1997年

小花梅离婚后回到亚谷村。

1998年初

小花梅被桑某妞从亚谷村带至江苏省东海县卖给徐某东。

1998年6月

小花梅被董某更经刘某柱介绍花钱买到丰县。

1999年7月

杨某侠与董某民共生育8名子女。长子董某港出生,杨某侠采取了节育措施。

2011年3月

节育措施失效,次子出生。

2012年4月

三子出生。

2014年11月

四女出生。

2016年5月

五子出生。

2017年5月

六子出生。

2018年11月

七子出生。

2020年1月

八子出生。

2020年6月

欢口镇民政办工作人员按董某民自报的信息违规办理结婚登记,将结婚日期登记为1998年8月2日。

2020年11月

董某民为办理低保,申请为杨某侠落户,公安机关按规定将杨某侠DNA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和“全国公安机关DNA数据库”比对,未比中。

2021年4月14日

欢口派出所按照无户口人员登记户口的规定,为其办理该镇集体户口与身份证,并按照结婚证上的姓名和出生日期,登记为杨某侠,1969年6月6日出生。

2022年1月28日

徐州市和丰县卫生健康部门将杨某侠送医院进行检查治疗。

2022年1月30日

经徐州市医疗专家会诊,诊断杨某侠患有精神分裂症。

2022年2月6日

公安机关对桑某妞、时某忠涉嫌拐卖小花梅的犯罪行为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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